一、临摹与摹搨
临摹是中国书法与绘画学习中最基本而至为重要的方式，“临摹”一词早见于宋代文献，然“临”与“摹”的意义并不相同。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述二者之别，因著《论临摹二法》，其中写道：“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以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搨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 临之与摹二者迥殊不可乱也。”简而言之，“临”就是指当下统称的临摹（将碑帖置于纸的一侧，书者观帖或对照依样书写）；“摹”则是特指晋唐时复制法书的一种方法，后来延申为摹拓金文彝器、摹勒碑版石刻等技法承传。随着时代迁移，临摹概念亦发生流变，至宋代两者兼具复制与传习功用。就学书而言，以“临”“摹”二法感受与作用不一，“临”则有助于习得古人笔意，“摹”则深入细致，得力于笔画、字法形态。宋代姜夔在《续书谱》中云：“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从中可见，临与摹同为学书的基本方法，其作用虽有不同亦可互补增进。此外，黄庭坚跋唐林夫帖：“余于唐家子弟处得林夫临摹欧阳询书帖，笔劲而秀润”。从中可见，此处“临摹”一词合指临写欧阳询法书之事，“临”“摹”二者方式、作用不同，其效果亦当不一，唯有提高到熟练性的临写，表现原作笔墨神彩，才可感受“笔劲而秀润”的艺术魅力。
“临”“摹”二者概念之分应是晋唐时期对书画复制的技术所指，宋代“临摹”一词既沿承晋唐技术的旨归，又包括对二者具指的感会意涵，反映了古代书画学和艺术发展高度的境地。晋唐时期称书画复制技术为“摹”“模”“搨”或“摹搨”，古代文献中亦见“模搨”。“摹搨”，最早可溯源东晋，发展于南北朝，盛行于唐代。东晋画家“顾恺之有摹搨妙法”，《历代名画记》中谈摹画之法，载顾恺之论画：“凡将摹者皆當先寻此要”[v]。南朝时，法书摹搨技术的发展逐渐成熟，从虞龢《论书表》中可见工具的进步，“繇是搨书，悉用薄纸”“羲之所书，……今搨书皆用大厚纸”，纸张由薄变为厚纸。此外，摹搨技术渐趋成熟，梁摹本被世人追捧。智永题王羲之《乐毅论》后：“梁世模出，天下珍之 。”[vii]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推崇王羲之，诏天下汇二王及古贤法书，集于弘文馆内。据《新唐书》《唐六典》所载，在弘文馆、崇文馆内同时设搨书手一职，弘文馆三人、崇文馆二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亦有叙述，除弘文馆外翰林院、集贤殿等文史机构均有搨书情况，称搨本为“官搨”，其文曰“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祕阁搨写不辍。”
上述可知，摹搨始于东晋南北朝，藉唐代文献可窥之一二，至唐时摹搨技术已发展到顶峰，摹搨之事以御府为主。“摹”在晋唐之前主要表现为规摹、效仿之意，用于书画上多指摹写之意，自成为复制书画的重要手段后乃特指描绘、描摹之意。在书法方面，“临摹”是两个概念和意义，由于晋唐法书复制方式的盛行，使得“临”“摹”两者概念的区分，各有其指。宋时“临摹”一词将两者合二为一，文献中常常并用，也有学者对二者分别说明，如北宋黄伯恩与南宋姜夔在书论中均有相关论述。当下研读古典文献或欣赏法书碑帖时，我们习惯通用“临摹”一词，其所指意涵和作用宜与具体对象相应，而不再克意划分概念。
二、搨本与摹本
运用摹搨技法复制完成的书画作品称之为“搨本”，或“摹本”（模本）。唐代官府所出称之为“官搨”，南朝梁内府所藏并有梁内府鉴藏押署是为“梁摹本”。传世二王法书多为唐宋时期的摹本与临本。明清时期摹搨技术的发展有所转变，明清学者简省技术，于法书碑刻多以双钩摹搨，故而呈现多是仅存轮廓的摹本，未有依古法施墨的钩摹本。
唐代对王羲之《兰亭序》摹搨的次数最多，据文献所载，太宗时期常命搨书人摹搨《兰亭序》赐赠，搨书人有名者如赵摸、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汤普彻等。“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令搨书人汤普徹等搨兰亭”惜历史劫难等复杂原因，至今珍存的唐摹兰亭仅有《神龙兰亭》（冯承素摹本），其余为唐临本。此外，还有王承规摹本，实物未传仅见文献记载：“桑氏兰亭考云：'杜氏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兰亭，有锋势笔活，世谓之三米兰亭。又米友仁跋云……王承规摹也，又有米友知跋，又俞氏续考载，郑双槐本是王承规所摹’”唐初除对“二王”法书摹搨之外，在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武后还命人摹搨王方庆所呈王羲之一门书翰，即现存《万岁通天帖》。此外，唐代出现与集王字相关的碑刻，如《怀仁集王羲之字圣教序》《集字兴福寺碑》《集字金刚经》等，其方法都是先将王字精心钩摹，然后按规制一一排列字行，组成集帖，摹勒上石精工铭刻，尽显大唐碑刻型制与风规。《大观录》中有摹搨集字的相关记载，南梁时期梁武帝命“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撰成千字文。宋代，宋太宗淳化三年命王著将内府所藏墨迹摹勒上石，汇刻《淳化阁帖》，至是刻帖大兴，风行于世。世人遂将刻帖分以历代、断代和个人三类丛帖，历代丛帖是由历朝历代书家书作汇刻而成，断代丛帖仅有以宋人法书汇刻的《续帖》与《凤墅法帖》，个人丛帖包括由颜真卿、苏东坡、米芾等名家书迹汇刻，宋代刻帖勃兴，数量多达几十种。同时，宋代刻帖对传播传承书法艺术，普及书法教育教学、保存汇编前贤书迹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刻帖的兴盛，使得复制法书的方式逐渐演进，刻帖过程中多依赖于惟妙惟肖的摹搨复制技法，“摹”的复制功用亦渐渐转向了书学传承的基本方法。在《东观余论》中，阐述了黄伯思在米元章所摹逸少《平章帖》后所跋：“右米襄阳，芾摹逸少平章帖，笔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笔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xiii] 可见，米芾摹王羲之法书时用意已不在复制，而重己意。黄庭坚在摹搨苏东坡书迹后坦言：“此书摹搨出于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xiv]。表明摹搨学书的目标已不再于复制功能，而是藉此表现本心性情。
明清受乾嘉学派的影响，碑学兴盛，出现了考碑、访碑热潮。因此学者常用双钩之法，一是为依样复制碑刻、拓本，“《汉石经》，残字六百七十五字，熹平四年。翁方纲重摹南昌府学石本，绍兴府学再摹石本。”二是考订碑版，并对残缺的碑拓予以修补完善，“《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一卷，《补遗》一卷，民国十七年罗振玉石印双钩本”“张宗昌有覆刻本，凡阙文均双钩补足。”“双钩”是摹搨“双钩廓填”技法过程中的第一步，仅将字外轮廓悉心勾勒，不聚点填墨。清代书家赵之谦、何绍基和杨守敬等都对碑拓进行过大量的双钩整理活动。
如：赵之谦善于钩摹汉碑刻石，存世赵之谦双钩摹书《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补摹西岳华山庙碑》《赵之谦考释双钩<刘熊碑>》等，钤有“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一印，并刻款“不能响拓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杨守敬的双钩摹本世传有《高句丽好大王碑清杨守敬双钩本》《麻古仙坛记碑·杨守敬飞青阁木刻双钩本》，另在杨守敬双钩《麻古仙坛记碑》本中有何绍基的跋文，评曰：“双钩极为精到，窃谓与余所钩忠义堂颜帖为异曲同工。”从中可见，何绍基也有过双钩碑刻的行为，对自己的双钩技法也颇为肯定。由潘存辑、杨守敬编，在清代刊行的重要字典《楷法溯源》十四卷中，所收两万字均以双钩法按原迹钩摹汇编，注明碑帖出处，体现楷法嬗变与发展特征。其时的学者或书家们都非常重视双钩的精湛技能，于金石书学上所达到的精深造诣，与常年钩摹养书、细致入微的体察密切相关。
三、摹写的作用
自宋代以来，传承摹写的功用已然从书画复制的技法逐步转向成为学书的基本方式，通过长期大量的精工摹写，能够达到谙熟碑帖笔画形态与字体结构特征。清代后期，康有为强调学书必需模仿，他论述摹写的重要性：“学书宜用九宮格摹之，当长肥加倍，尽其笔势而纵之。”康有为称铭石碑刻，在摹搨中发生了变化，或残破，或损伤，学书应用九宫格摹之，并应对笔画的肥瘦予以适当增强调整，纵笔书写，尽其笔势，方能得其书意。“摹”是学书过程中最基础而重要的环节，如不能掌握好笔画的形质，更无从表达性情。
考古文献与图证，“摹”自复制书画始，本身具有效仿与描绘之意，唐宋后兼具复制与学书的技法之意。唐宋之“摹”，主要用于对法书的钩摹，并有学者论二者之别与临摹之功用。迨明末清初之际，金石考据风尚，书风巨变，钩摹多用于对碑刻复制与补缺诸事，摹写延用于书学基础技能，如童蒙教学中古已有之的描红方法。就学书技法训练而言，“摹”能固其形质，熟字画细节。摹拟古人墨迹时，潜移默化，能够通晓古人字法微妙，体悟笔触轻重变化，熟知笔毫翻转与笔势路径。摹金石碑刻时，发现并感受剥蚀所导致线质的崎岖变化，相印于笔锋的提按涩进，表现汉碑之古拙、北碑之奇崛，以及“金石气”等种种要素。丰坊在《童学书程》中论述了“摹”对初学者的作用：“临书能得其神，摹书得其点画位置。然初学者必先摹而后临，临而不摹，如舍规矩以为方圆，摹而不临，犹食糠秕而弃精米，均非善学也。”[xviii]他认为，临书获其精神，摹书宜取点画形质，初学者应先通过摹得其形质，而后方可临得其精神。只临不摹或只摹不临都是徒劳，善学者应临摹并举，形神兼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学书必须摹仿，不得古人形质，无自得性情也。……欲临碑必先摹仿，摹之数百过，使转行立笔尽肖，而后可临焉！”[xix]双钩即是摹书的基本方法，既可以最便捷地熟悉点画字形特征，又可以通晓行气章法关系，久之增强习书者的观察能力和控笔技巧。同理，学习印学篆刻也运用“摹”的方法，摹印津梁，玩味字法与形质。
上世纪三十年代，远在美国的蒋彝以英文著《中国书法》，为书法艺术向西方传播打开了一道门户，他沿袭传统技法的理念，向国外喜爱中国书法的读者分别专项介绍临摹的概念与方法。1978年，巴纳和张光裕穷尽毕生精力，在台湾合著出版《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两函十册，是收录流散海外金文器铭的代表性著作。从考古文博或古文字学的角度来认识这部书的价值与意义，或单纯从书法艺术与钩摹技法上观看是不尽相同的。其中大量的摹本尽量依器铭原样摹写记录，金文粗壮笔画，亦以点墨填廓，残损剥蚀处运点墨形象意会之。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印刷技术、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与即时应用，“摹”的复制作用业已被忽视淡化。当代印刷科技使得学书者能够便捷的获得碑帖高清图像，因此，学书者开始更为重视临的作用。在当时广泛普及的学书教材中已不再专门分述“摹书”，而是通论“临摹”的内容，强调“临书”的学习方法与作用。
显然，当下不仅是印刷和传媒科技的日新月异，而且中国书法艺术创作新风的演绎也美轮美奂，大家普遍关注国展书风的更迭变化与潮流趋势。相对处于书学基础的临摹，仿佛是过往片段，既难以养成古人临池日课的书学品行，更无暇精力和兴趣顾及摹书之本源。事实上，无论时过境迁，“摹”依然具有其重要的技法价值与作用。王世贞言：“临书易得意，难得体；摹书易得体，难得意。”[xx]“摹”能令学书者深刻地把握好点画形质，对掌握碑帖的基本字法和结构大有裨益。厘清临摹的历史概念与意义，认清摹书所不能忽视的价值与作用。例举传世经典摹本、刻帖丛帖、金石铭文字典及金文彙编等方方面面的摹写功用和贡献，反思当代各个层级的书法教育中所缺失的摹书技法训练与培养环节，理当重新认识摹书对书学规范仪轨的建树，对人格和心理健全的积极作用，辩证看待临与摹的技法增进作用，重新审视摹书对初学者启蒙的特殊意义。总之，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育核心的书法教育应当返璞归真，积点成线、聚沙成塔，从摹开始，将不同阶段、不同要求的摹写贯穿书学整体，臻善民族写意精神。